2009年10月5日星期一

《国家的囚徒》——六四事件的真相


1989年6月4日凌晨,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政府屠杀人民之《六四事件》,震惊中外。一个国家的领导,竟对其手无寸铁的人民使用坦克与机关枪来杀戮,使作为国家人民神圣象征的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,弹痕累累,也溅上了学生、工人及市民的红红鲜血,撕碎了世界对中共当局的和平形象。六四屠城发生后,西方各国对华实施了制裁行动,包括至今也还没有解除的武器禁运。

六四惨案的发生,绝对是中共政府的一项错误行为;特别是那个当年身在中南海的最高决策人邓小平,是背负有历史责任无可旁贷的必然推手。六四事件中,政府一方的当事人,时任总理的赵紫阳,因为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和疏导,引起坐镇中南海的那个矮太上皇的不满,他认为不能向学生和民众低头。在六四屠城发生后,赵氏也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,再安插上一个‘支持动乱分裂党’的罪名,遭软禁在北京的家中,郁郁寡欢地度过其余生。至到2005年1月17日逝世为止,他离开权力的核心已16年矣。

这廿年来,世界各国的出版社,有过无数描述关于六四事件真相的书籍出版,极力欲向读者揭发这起不幸于1989年发生的屠城惨案真相。这些资料的来源,多是中共政府比较下层的官员之描述,一些有根据,一些却只是猜测。赵氏于被软禁的两年后,跟四位过去的下属接触,即杜导正(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)、杜星垣(前国务院秘书长)、萧洪达(前中纪委副书记)及姚锡华(前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),五人在赵氏的家中秘密录音,对六四真相的前因后果整理出书,公诸于世。

如果说,外界在廿年来从部分官员口中,对六四事件内幕的支离破碎描述与猜测很感兴趣,那么,出自当年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,由赵氏亲口述说这段秘辛,无疑是最最货真价实的六四真正肇因与后果。

一如外界所周知的,‘天安门事件’的成因,是随着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,在4月15日逝世后所引发的。这起和平的“学运浪潮”聚会,其诉求不过是要国家进行肃贪与改革罢了,却在4月26日,被中央视为一场“动乱”,并在当天报纸的社论中,被强行定性地冠上‘反革命暴动’罪名。

5月19日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,到天安门学潮现场探望绝食的学生,一度受到学生的爱国情操感动哽咽掉泪,当时陪同在他身旁的还有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。后来,赵氏就此消失在波谲云诡的中南海权力核心。

一个靠人民起义,靠枪杆子产生政权的政党,在人民集会诉求下,深怕自己会像当年推翻国民党那样,被人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推倒。因为过度的恐慌与急躁,竟对平和集会要求肃贪腐和改革,手无寸铁,不涉及打砸抢烧暴行的学生与民众,进行真枪实弹的杀戮!这与一个父亲,把犯小错的儿子一枪了结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说学生是暴动,能及得上19年后西藏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杀严重?能及得上20年后新疆乌鲁木齐与伊犁发生的705打砸抢烧杀严重?

而赵氏也承认,绝大部分的人民和群众都是支持学生向政府提诉求的,在当局进行了血洗天安门的兽行后,人民被迫噤声。事后至今廿年,还是没有总死亡人数的正确数据,民间保守的推论,至少有3000人因之丧失生命。还有的是一些失踪者,恐怕已被抓去坐牢或流放,数目也不详。如果当局认为这场血腥镇压是合理的,为何不敢对外公布死亡和坐牢的人数,以明确他们反党国反革命之罪?六四屠城事件上,处处可见邓小平的矮小身影在走动,其他人都是依照他的意愿去行事。尽管中共有党规党章可做处理问题的依循,事后证明,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。

有趣的是,赵氏作为一名19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,拥有67年党龄,对共产信念深信不疑的老党员,在六四发生后被软禁,却发生了180度思想信仰的转变,开始推崇与共产一党专政反其道而行的自由世界议会制度。不过,他比其他偏执共党人的思想开放,其实是有迹可寻的。早在他任广东省委书记时,就有人批评他太爱学外国的东西了。历史的吊诡在于,如果当年赵能不受邓小平的铁腕镇压影响,用他温和的手法摆平了学潮,今天的中国,政治体制恐怕也已基本完成了改革的手术。六四惨剧之所以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的改革,遂造成了矛盾。学生的不愿离开,也害惨了这位本有政治体制改革愿望的领导人失去权力,成为国家的囚徒。

在稳定压倒一切下,受害者的家属被迫噤声,家中无人伤亡的群众,更不愿意站出来与当局直面冲突,当大家渐渐在这个经济开放的市场获得好处后,六四死难者的命就轻如鸿毛了。不过,毕竟是一起不道德的杀人事件,人民还是会在脑子里备存的。中共应该学习台湾国民党向当年二二八死难者家属道歉的勇气,开释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怨气,或可将锐气转化为祥和,而且,越早表态平反越好。否则,一旦国家发生动荡,这些怨气仍深重的人们, 还是会与当局为敌的。

学潮乍现与陨落

1989年4月15日:胡耀邦逝世。

1989年4月18日:数百人以悼念胡耀邦为名,涌到新华门集合,学生占了多数。

1989年4月22日:中共当局在人民大会堂里为胡耀邦开追悼会,外面的天安门广场有数万学生与工人民众在集会,这是经过当局同意的。

1989年4月23日:下午,赵紫阳出访朝鲜。

1989年4月26日: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把学潮定性为‘一场有计划、有预谋的动乱,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。’

1989年4月27日:对被定性为动乱而感到愤怒的十几万名学生和民众,不理会当局的封路阻拦,上街游行抗议。李先念给邓小平打电话谓: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!

1989年4月30日:上午,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,继续与学生周旋,同时还要应对李鹏、姚依林、陈希同、李锡明、李先念、李铁映等的搅局。

1989年5月2日 :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、孙起孟、雷洁琼的要求,赵氏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。

1989年5月4日 :为纪念‘五四’发表讲话,李鹏与姚依林要求加上反对动乱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。

1989年5月5日 :约北大校长丁石孙、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谈话,听他们对两校学潮的看法。

1989年5月17日:邓小平在家召开常委会,邓明确指出赵在‘五四’亚银的讲话,是学潮继续延烧的主要原因。邓认为,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,并决定实施戒严。赵紫阳回去后,在家召开紧急家庭会议,向妻儿表示,有可能会因为学潮事件而身系牢狱,家人表示会全力支持他的决定。

1989年5月19日:政府宣布北京戒严,赵氏没有出席。赵氏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的学生,并劝他们回校复课。但是,因为戒严令的颁布,反而把群众的情绪鼓舞起来了。当实行戒严令的军队调进北京时,人民表现得愤怒,成群结队的老太太、儿童躺在街道上,使欲进城的军队被阻在北京的郊区,无法入城,双方僵持了十多天。

1989年5月21日:邓小平督促调集更多的军队入京。

1989年6月4日 :由李鹏下令军队血洗天安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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