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6月4日凌晨，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政府屠杀人民之《六四事件》，震惊中外。一个国家的领导，竟对其手无寸铁的人民使用坦克与机关枪来杀戮，使作为国家人民神圣象征的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，弹痕累累，也溅上了学生、工人及市民的红红鲜血，撕碎了世界对中共当局的和平形象。六四屠城发生后，西方各国对华实施了制裁行动，包括至今也还没有解除的武器禁运。
六四惨案的发生，绝对是中共政府的一项错误行为；特别是那个当年身在中南海的最高决策人邓小平，是背负有历史责任无可旁贷的必然推手。六四事件中，政府一方的当事人，时任总理的赵紫阳，因为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和疏导，引起坐镇中南海的那个矮太上皇的不满，他认为不能向学生和民众低头。在六四屠城发生后，赵氏也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，再安插上一个‘支持动乱分裂党’的罪名，遭软禁在北京的家中，郁郁寡欢地度过其余生。至到2005年1月17日逝世为止，他离开权力的核心已16年矣。
这廿年来，世界各国的出版社，有过无数描述关于六四事件真相的书籍出版，极力欲向读者揭发这起不幸于1989年发生的屠城惨案真相。这些资料的来源，多是中共政府比较下层的官员之描述，一些有根据，一些却只是猜测。赵氏于被软禁的两年后，跟四位过去的下属接触，即杜导正（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）、杜星垣（前国务院秘书长）、萧洪达（前中纪委副书记）及姚锡华（前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），五人在赵氏的家中秘密录音，对六四真相的前因后果整理出书，公诸于世。
如果说，外界在廿年来从部分官员口中，对六四事件内幕的支离破碎描述与猜测很感兴趣，那么，出自当年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，由赵氏亲口述说这段秘辛，无疑是最最货真价实的六四真正肇因与后果。
一如外界所周知的，‘天安门事件’的成因，是随着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，在4月15日逝世后所引发的。这起和平的“学运浪潮”聚会，其诉求不过是要国家进行肃贪与改革罢了，却在4月26日，被中央视为一场“动乱”，并在当天报纸的社论中，被强行定性地冠上‘反革命暴动’罪名。
5月19日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，到天安门学潮现场探望绝食的学生，一度受到学生的爱国情操感动哽咽掉泪，当时陪同在他身旁的还有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。后来，赵氏就此消失在波谲云诡的中南海权力核心。
一个靠人民起义，靠枪杆子产生政权的政党，在人民集会诉求下，深怕自己会像当年推翻国民党那样，被人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推倒。因为过度的恐慌与急躁，竟对平和集会要求肃贪腐和改革，手无寸铁，不涉及打砸抢烧暴行的学生与民众，进行真枪实弹的杀戮！这与一个父亲，把犯小错的儿子一枪了结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说学生是暴动，能及得上19年后西藏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杀严重？能及得上20年后新疆乌鲁木齐与伊犁发生的705打砸抢烧杀严重？
而赵氏也承认，绝大部分的人民和群众都是支持学生向政府提诉求的，在当局进行了血洗天安门的兽行后，人民被迫噤声。事后至今廿年，还是没有总死亡人数的正确数据，民间保守的推论，至少有3000人因之丧失生命。还有的是一些失踪者，恐怕已被抓去坐牢或流放，数目也不详。如果当局认为这场血腥镇压是合理的，为何不敢对外公布死亡和坐牢的人数，以明确他们反党国反革命之罪？六四屠城事件上，处处可见邓小平的矮小身影在走动，其他人都是依照他的意愿去行事。尽管中共有党规党章可做处理问题的依循，事后证明，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。
有趣的是，赵氏作为一名19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有67年党龄，对共产信念深信不疑的老党员，在六四发生后被软禁，却发生了180度思想信仰的转变，开始推崇与共产一党专政反其道而行的自由世界议会制度。不过，他比其他偏执共党人的思想开放，其实是有迹可寻的。早在他任广东省委书记时，就有人批评他太爱学外国的东西了。历史的吊诡在于，如果当年赵能不受邓小平的铁腕镇压影响，用他温和的手法摆平了学潮，今天的中国，政治体制恐怕也已基本完成了改革的手术。六四惨剧之所以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的改革，遂造成了矛盾。学生的不愿离开，也害惨了这位本有政治体制改革愿望的领导人失去权力，成为国家的囚徒。
在稳定压倒一切下，受害者的家属被迫噤声，家中无人伤亡的群众，更不愿意站出来与当局直面冲突，当大家渐渐在这个经济开放的市场获得好处后，六四死难者的命就轻如鸿毛了。不过，毕竟是一起不道德的杀人事件，人民还是会在脑子里备存的。中共应该学习台湾国民党向当年二二八死难者家属道歉的勇气，开释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怨气，或可将锐气转化为祥和，而且，越早表态平反越好。否则，一旦国家发生动荡，这些怨气仍深重的人们， 还是会与当局为敌的。
学潮乍现与陨落
1989年4月15日：胡耀邦逝世。
1989年4月18日：数百人以悼念胡耀邦为名，涌到新华门集合，学生占了多数。
1989年4月22日：中共当局在人民大会堂里为胡耀邦开追悼会，外面的天安门广场有数万学生与工人民众在集会，这是经过当局同意的。
1989年4月23日：下午，赵紫阳出访朝鲜。
1989年4月26日：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把学潮定性为‘一场有计划、有预谋的动乱，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。’
1989年4月27日：对被定性为动乱而感到愤怒的十几万名学生和民众，不理会当局的封路阻拦，上街游行抗议。李先念给邓小平打电话谓：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！
1989年4月30日：上午，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，继续与学生周旋，同时还要应对李鹏、姚依林、陈希同、李锡明、李先念、李铁映等的搅局。
1989年5月2日 ：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、孙起孟、雷洁琼的要求，赵氏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。
1989年5月4日 ：为纪念‘五四’发表讲话，李鹏与姚依林要求加上反对动乱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。
1989年5月5日 ：约北大校长丁石孙、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谈话，听他们对两校学潮的看法。
1989年5月17日：邓小平在家召开常委会，邓明确指出赵在‘五四’亚银的讲话，是学潮继续延烧的主要原因。邓认为，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四二六社论定性的正确，并决定实施戒严。赵紫阳回去后，在家召开紧急家庭会议，向妻儿表示，有可能会因为学潮事件而身系牢狱，家人表示会全力支持他的决定。
1989年5月19日：政府宣布北京戒严，赵氏没有出席。赵氏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的学生，并劝他们回校复课。但是，因为戒严令的颁布，反而把群众的情绪鼓舞起来了。当实行戒严令的军队调进北京时，人民表现得愤怒，成群结队的老太太、儿童躺在街道上，使欲进城的军队被阻在北京的郊区，无法入城，双方僵持了十多天。
1989年5月21日：邓小平督促调集更多的军队入京。
1989年6月4日 ：由李鹏下令军队血洗天安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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